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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汗青学系助理研究员 李子归

《功过格：明清期间的社会变迁与道德次序》，[美]包筠雅著，杜正贞、张林译，上海人民出书社2021年7月出书，318页，75.00元

功过格，望文生义，是用于深思小我所思所行的“功”与“过”的一种传统惩恶小册子。功过格的汗青至少能够逃溯到宋代，它的各类变体至今在许多地域仍然非常流行。现在网上能够搜到晚近的功过格图片，有些确实是将部门内页设想成小格子，展开似乎一张Excel表格。利用者经年累月根据功过格供给的积分尺度来标准本身的所思所行，就能够汇总出一本账册，按照那本账册，利用者能够进一步等待本身的形象、财产、运势提拔，或者更传统而言，获得福报。通俗来说，功过格就仿佛是一种“自律打卡”系统。那种系同一定水平上缓解了利用者对本身境遇或者生活形态的某种焦虑，而它提出的积分尺度和许诺的回报，也反响了无常命运和小我勤奋之间永久的张力。那种张力，使功过格有一种穿越时空的生命力。

包筠雅（Cynthia Joanne Brokaw）传授很早就留意到明清社会的功过格，并曾经通过那种出书物来领会明清传统中国社会。那本《功过格：明清期间的社会变迁与道德次序》（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就是在做者三十多年前博士论文的根底上开展而来。1984年包筠雅结业于哈佛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1991年研究明清功过格的博士论文出书，1999年此书由杜正贞、张林两位学者翻译为中文引进中国，而摆在我们面前的则是颠末译者从头修订之后于2021年由上海人民出书社推出的中译新版。从书稿酝酿到颁发，从英文版到中译新版，做者从一位初出茅庐的中国史学者，已经生长成为布朗大学汗青系传授、东亚研究系主任。她的研究兴趣、学术取径甚至一个时代海外汉学的研究范式和核心议题都发作了改变，但那本书仍然遭到中文读者存眷，似乎反响出它也和功过格一样，拥有了一种超越时空的生命力。差别时代利用功过格的人，对本身的命运和本身四周的社会情况怀有如何的道德抱负和等待？功过格为何会流行，它的流行能否反映着更深条理的社会变化？我希望能从本书内容，它反映的时代的学术关心，以及出书之后册本史新开展等方面，对中译新版停止概要介绍。

本书做者大致参考了二十种以上明中后期以来的功过格，辅以大量其时人的著做，旨在解释明清之际功过格那类善书普遍流行的现象。在环环相扣的考索和阐释中，做者将功过格视为认识精英阶层对严重社会变化反响的一种奇特的东西。那种变化既包罗晚明朝廷政治上的败北无能，明清嬗递的改变，也包罗经济上的贸易化开展，社会阶层日益增加的活动性和合作性，更包罗文化上差别学派关于何为实善、若何修身的争论与思虑。

全书共分为四章。第一章“积功的早期传统”，梳理了中国传统崇奉和政治图景中“感应”和“功报”的不雅念，并指出此中杂糅的中古宗教思惟中非儒家正统的元素。功过格的原型能够逃溯到十二世纪晚期的两篇里程碑式经文：《太上感应篇》（约1164年，现存约一千二百八十字）和《太微仙君功过格》（1171年），前者“对好事积累和超天然报应运做停止了简明而全面的综述”实正纯公益手游传奇；后者则“通过给行为表示付与分值的法子，让好事积累的逻辑引导出天然的成果”。那两份经文构造的道德次序与正统儒学不雅念其实不一致。儒家反对为获益而行善，认为道德次序是人的常识或控造力不克不及企及的，但功过格系统的崇奉者则相信次序是可知的，人受造于庞大的神灵权要系统，正如世间的权要系统。因而人们被迫向善以逃求奖赏、制止赏罚。正统儒家认为行善的成果就是获得善的品量，而功过格的道德系统则通过许诺现世报偿，向人们供给了某种控造命运的办法。因而那种善书天然蕴含某种非正统的思惟不雅念和理论。

那种功过计算系统实正流行起来是在明末，并在十七至十八世纪到达飞腾。嘉善县进士袁黄（1533-1606）在鞭策功过格和相关善书流行方面阐扬过重要感化，第二章即介绍袁黄奇特的家庭布景，以及他的小我履历、所处时代对功过格流行的影响。袁黄的曾祖在墨棣起兵篡位时忠实地反对墨棣，因而在墨棣登基后遭到了抨击。黄家不只在流亡中失去了大部门的财富，还遭到三代不得处置科举测验的赏罚，因而袁家选择了从医。从医不只使袁家获得了经济保障和社会地位，还令他们可以自在地借用非儒家的思惟资本。袁黄做为家族第一位重获科举资格的后代，在多年勤奋后如愿高中进士。袁黄在初次刊行于1601年、后来被定名为《立命篇》的文章中，论述了本身利用功过格的故事。他称遭到禅宗巨匠云谷启发而实行功过格系统。袁黄口中的云谷所倡导的功过积累系统已经与十二世纪的系统有大差别，积功的目的不再是具有宗教意味的下世恩赐，而成了切实在实的现世报偿，详细而言就是科举获得功名、生儿子。颠末改动的功过格系统，不只应验了袁黄的小我履历，并且许诺人们愈加间接控造本身命运的才能，因而具有不凡的吸引力。

人事实能否掌握本身的道德命运和物量命运？围绕如许的问题，晚明差别学派对功过格以及相关积功系统展开普遍讨论，此中也不乏攻讦与反对的声音。展示了思惟史学者史料阐发的深挚功夫。做者指出，阳明学派尤其泰州学派是袁黄功过格系统的撑持者，此中王艮、何心隐、周汝登、陶望龄等人均是功过格的利用者，虽然他们对行善时能否应当遵守必然的道德标准，或者能否应把稳怀目标，莫衷一是，但他们都相信人有掌握本身生活的才能，王艮以至激进田主张“造命”，即为了争取道德成就而展开反对天定的斗争。（128页）不外，更多的人则是袁黄功过格系统的批判者，他们维护纯真的儒家思惟不受污染，而且批判功过格算术式的理论办法，有将道德“商品化”的危险。刘宗周以至在1634年写《人谱》，做为与袁黄对立的另类功过格系统。他的系统只记过，不记功，以此来净化袁黄功过格中潜在的功利的道德危险。此外，东林学派的士人对财产地位和积累善行还有一种“颠末批改的、儒家版本的超天然报应或感应说”（169页）。按照那种感应不雅念，人不仰赖翻云覆雨的神明眷顾，也不受造于宿世的业，而要为本身的道德性为负责。更重要的是，要为本身所在乡里的福祉负责。在那里，积善的信念不在于期盼私利报偿，而在于为家族、乡里获取某种公家利益。因而以顾宪成、高攀龙、陈龙正、张履祥为代表的东林学派，愈加有兴趣把报应不雅当成“停止社会变革的理由和刺激社会变革的因素”。那种思惟根底也成为了处所精英办事社区利益、参与处所行政、以至匹敌败北的晚明中央的合理化解释。在那里，固然本书做者没有明言，但是十七世纪士人关于命运驯良行的讨论，已经带有某种启蒙色彩，尤其是私利与公益之间的转化，让人联想到十八世纪孟德维尔《蜜蜂的寓言》，而此中蕴含的本钱主义经济伦理不雅念更是呼之欲出。

但是，到了清初，那种萌芽又归于沉寂。在第四章，做者指出十七至十八世纪功过格做者再一次改动了功过系统的社会目的，功报系统成了维持社会阶层不变，使人各安其分的道德挽劝。虽然那一期间功过格的做者们同样包管小我可以通过积功进步本身的地位，但他们更关切的是若何“通过调整以至控造社会活动以确保社会不变”（186页）。此外，那一期间非儒家正统的、功利的元素也得到了调和。功过格的做者们不只更负责地以大儒担保功过格的正统性，并且在功报不雅念方面，也淡化了求利的陈迹，而将其解释为一种鼓励中产之人和劣等人的手艺手段。十七至十八世纪功过格的另一项改变在于，篇幅变得更长了，积善的内容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还呈现了专门为各身份职业的人而定的差别规则。做者出格存眷功过格中关于仆众地位的内容，那一部门内容，反映了社会活动加强令主仆关系严重的现实。遥领田主疏离村落社会，仆众在权利和财产上僭越仆人，那是士绅所担忧的，仆众被劝诫安守故常，而精英阶层被鼓舞关心公益。因而善书通过各安其分的劝诱，倡导了一种“退役”的道德，而并没有处理仆众微贱身份的现实和其道德品量许诺的阶层提拔之间的矛盾。经济伦理方面，功过格没有公开鼓舞为了贸易投资而积累本钱，但是因为一些积累好事的事例需要大量花钱，那间接地为积累财产供给了辩解，但是，地道的积累本钱，即“为财而财”仍被视为功恶的行为。在功过格做者的抱负次序中，积财和行善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明显的。

在那一章的最初，做者还简要切磋了功过格可能的传播渠道。一些处所会社可能是传布功过格系统及相关理论的重要场所，例如《迪吉录》做者颜茂猷在福建漳州府安然平静县兴办云起会，推行记功过簿的理论。据说只要提交一份做完十万件善事的功过簿，才气够成为会员。（256页）那一类的组织在明末清初相当遍及，例如在本书第三章中，做者也提到高攀龙、陈龙正参与组建的无锡同善会和嘉善同善会实正纯公益手游传奇；《人谱》做者刘宗周也曾经成立过“证人会”，以功过格一类的善书指点成员修身。（145页）那里，做者的视野也不再局限于功过格或者相关的积功系统，而是转向遍及的民间道德教化与宣讲，那一类包罗积功系统的善书在内的宣讲带有明显的精英阶层劝化群众的意味，做者认为功过格的那种改变，反映了精英阶层对身份品级轨制遭到威胁的敏感。在清初的功过格中，地位提拔是行善的诱饵，而详细条规反映出的，则是对阶层活动的按捺和制止。明清易代的过程中，功过格实现了从“地位晋升指南”到“道德和社会引导手册”的守旧改变。（275页）

功过格从一种毁坏品级轨制的思惟萌芽到变成撑持社会不变的教化系统，各个期间的做者都通过儒家传统教义来证明本身的合理性，那表现了儒家传统的吸纳力和灵敏性。在本书的最初，做者反对那种将某一种思惟、崇奉与某一阶层挂钩的观点。指出，经常被贴上“群众”“通俗人”标签的功过格，也被精英所承受，因而做者提议用文化“调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的概念来理解那个问题，并指出“应当存眷对统一种思惟……的差别解释和差别操纵，而不要试图将那种思惟自己生硬地与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相联络”（278页）。做者关于功过格的研究，恰是那种取径下的摸索。

若是我们站在包罗包筠雅传授在内的一批中外学者创始的，传统中国的册本社会史，那一研究范畴几十年的耕作功效之上，来检视三十多年前的那本书，很容易发现它的未尽之处。但是我想愈加值适当代读者领会的是，做者在写做此书时，对其时平辈学者议题和思维范式的继承深思，以及勤奋从中开拓新道路的测验考试。有关于费正清传授创始的哈佛大学中国研究学术传统从“停滞的中国”“冲击-回应”形式向“中国中心不雅”叛逆的公案，也许良多人都耳熟能详。本书做者在哈佛肄业的七八十年代，恰是从中国本身的汗青和传统中发现变化力量的学术潮水昂首之际，而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影响也使其时欧美青年一代的学者纷繁从宏大叙事的政治、外交史，转向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存眷“功过格”那种普遍流行于民间的善书、进而试图发现正统以外文本可能蕴含的智识改变，恰是在那一布景之下迈出的新的一步。

做者其时能接触到的善书文本，又有赖于二十世纪初期以明天将来本学者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本书做者曾于1979-1982年间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持久拜候，普遍阅读明清善书，因而日本学术界那一期间对明清中国乡绅问题的存眷也反映在本书的一些段落之中。明清功过格的次要编辑者和明白的利用者能够说都包罗被称为乡绅的处所精英，因而例如江南地域的奴变和仆众经济地位提拔的道德伦理矛盾，功过格等善书流行所反映的士人阶层鼓起和公众力量的上升（酒井忠夫，1960），根究此中的思惟改变和智识源流也成为了本书的关心之一。

用一种后见之明来看，对本书做者影响更大的当属1950年代以来，法国年鉴学派册本史（histoire du livre）的学术取径。那种取径源自西方学者通过十八世纪流行的出书物来探究法国大革命的智识泉源（intellectual origin）的功效。在本书切磋功过格畅通、阅读与承受史的部门，已经能够看到做者的学术兴趣由思惟史进一步向册本社会史拓宽。不外以文献目次学驯良本古籍的传统保留下来的功过格，那种史料自己，无法供给足够多的 “交换轮回”的环节（Communication Circuit，是由达恩顿提出的联络册本畅通有关环节全数因素的模子，包罗做者、编纂、出书人、发行者、书商、读者并涉及思惟、政治、法令等因素的复杂轮回）以支持起完好链条，因而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仍然是偏重于思惟史层面的切磋。2005年由本书做者和周启荣传授配合编著的《帝造中国晚期的印刷与册本文化》（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中，包筠雅传授对传统中国社会册本史有一更详尽的综论（“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那篇巨细靡遗的综述是任何对传统中国社会印刷、出书、与册本文化有兴趣的读者不成错过的入门指南。从那篇指南中，我们能够再次看到一代中国研究学者关于欧洲中心不雅的警惕与胁制，它不主张将任何一种在西欧流行的理论或研究范式不加讨论地加诸中国社会，而是深切到中国处所社会的各个区域，以详尽的史料连系田野查询拜访，从出书物消费畅通的手艺和轨制根底来领会中国册本和出书文化的奇特脉络，再以此为根底，在差别文化之间停止互惠式的比力，那在她后来研究福建四堡的《文化商业：清代至民国期间四堡的册本商业》一书中也有集中的表现。

那本修订重译的中译新版《功过格》，译文相较旧版有比力大的调整，一方面，副题目由本来的“明清社会的道德次序”改为“明清期间的社会变迁与道德次序”，凸显了原文Social Change的主题。并且，新版译本的改动使得语言愈加流利，契合中文的语法和阅读习惯，也更准确地传达了原做的精华，读下来竟有不觉是翻译的体味，那也表现了杜正贞传授在明清中国社会研究范畴耕作多年的深挚功力。总而言之，那本书值得对前人打卡活动、袁黄的接男宝焦虑、明清士人身处社会变化中的纠结心里以及中国册本史感兴趣的所有读者阅读保藏。

责任编纂：彭珊珊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