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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文化与魏晋文学》（修订版）

刘志伟 著

上海古籍出书社2018年12月1版1次

ISBN:978-7-5325-8949-4

订价志伟传奇手游：78.00元

做者简介

刘志伟志伟传奇手游，甘肃通渭人，现为郑州大学特聘传授、博士生导师，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文选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际考古学暨汗青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刊副主编。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三编。上编安身中西文化比力志伟传奇手游的宏阔视野，从文化语义发作学契入，考论中国古典"英雄"概念与西体例"英雄"概念的素质差别，发显中国“英雄”文化对魏晋“人的自觉”时代文化与文学深层构造的关键性影响，认为从"英雄”崇敬到“文化英雄”崇敬，由外在功业之思，再到追随审美化文化生活体例，恰是魏晋文化与文学缔造时代精神演进的明显特征；中编专论曹植、嵇康、阮籍、陆机等受“英雄”文化深入影响的魏晋文学代表做家；下编着重阐述与魏晋“英雄”文化联络慎密的文学创做现象。

序一

（汪德迈）

与中国汗青上的六朝（中国粹术界亦习惯称之为魏晋南北朝）统一期间，西方处于一些欧洲史学家所称的“古风时代晚期”。其时，东方的汉帝国与西方的罗马帝都城进入了衰败、瓦解和团结的形态，同时又别离处于恢复和过渡的前夕：中国方面，从团结的汉帝国过渡到从头得到同一的唐帝国；欧洲方面，则是从团结的罗马帝国过渡到欧洲中世纪各个王国分处的时代。然而，在引起那两个工具方世界汗青变动和过渡的文化因素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外来宗教的影响：别离是从印度进入中国的释教和从近东地域进入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东、西两个世界的公众对新宗教的进入都持积极的立场，巴望得到精神上的回应。因为传统的宗教——无论是汉帝国期间仍是罗马帝国期间的传统宗教——都显得过于权要化和地道的社会仪式化，无法回应公众的小我精神需求，出格是其时不竭加剧的内忧外患以及连缀战争所引起的焦虑。

在中国，释教的传入同时陪伴着庄子思惟的复兴，那一点可由西晋郭象及其思惟得到集中表现。而在西方，基督精神与柏拉图哲学的混合，付与了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所代表思潮以新的内涵。

包罗道家在内的新精神，是若何在中国本土文化中产生“英雄”的概念，表现“英雄”的抱负呢？在西方文坛卷帙浩繁的著做中，能够与中国思惟史上“英雄”文学研究比拟拟的代表做品，是西方文学史上最出色的代表人物奥古斯丁初创的《忏悔录》（Confession）。在奥古斯丁的笔下，心里深处隐藏着的纯洁基督教的神圣理念，通过文学的体例得以巧妙地论述、表达，那在西方文学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英雄”时代诞育“英雄”文学，人的文学素质与一定的汗青逻辑被予以实在的提醒，那恰是刘志伟那部著做《“英雄”文化与魏晋文学》最精到之处。

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

（本序做者为法兰西学士院通信院士，由汉学“儒莲奖”得主、法国阿尔瓦大学李晓红密斯翻译）

序二

（骆玉明）

2000年应赵逵夫先生之召，赴兰州西北师大，参与赵先生门下博士生的论文辩论，读到刘志伟兄的《“英雄”文化与魏晋文学》，觉得眼界高远，气象宏阔。在兰州数日间，得与志伟亲近，说古今书、人世事，略识其脾气，可谓浑朴而大方，似乎其故土陇上之土厚云高。

志伟的论文设想，格局很大，他对本身的要求也高，短时间无法全数完成，辩论时提交的仅是方案中的一部门。其时与志伟说及：那一标题问题值得做深广的开辟，足以成一家之言，对魏晋文学与文化研究当有整体上的推进之力。志伟认为深合其意。别来长远，碌碌于世间，常顾影自哂。突然接到刘志伟来电并寄来那部书稿，嘱为序，晓得他不断都在对峙他的“英雄”事业。

魏晋是中国汗青上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思惟活泼而富于缔造力的时代。说到中国古代哲学与艺术（包罗绘画、书法、音乐、文学诸范畴），一般都认为在那个时代发作了量的改动和飞跃性的开展。因而对魏晋文学的研究，历来多名家存眷，功效丰硕，难认为继。而那一阶段存世文献数量有限，线索跳脱，又加深了研究的难度。后来者想要在那里有小小的立异与开辟，也并不是易事。至于说拈出一个核心概念，从大文化的视野，在整体上给魏晋文学以全新的描述，那就不是一般人所敢想象的了。

刘志伟要做的就是如许一桩工作。他提出的核心概念是“英雄”；他认为崇尚英雄的文化精神，是魏晋文学内在的生命活力。固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汤用彤、贺昌群诸前辈曾就魏晋时代崇尚“英雄”与“名流”的现象做过一些申发，但专门以魏晋“英雄文化”为选题的全面性研究尚属空白，以此为主脉阐释魏晋文学更属立异。

我在复旦中文系讲《世说新语》，也沿着汤、贺两先生的思绪谈“英雄与名流”那一话题，曾经用电子文本检索“英雄”一词在古籍中利用的情况，发如今魏晋以前的文献中那一词汇很少呈现，到魏晋时代则被空前普遍地利用。也就是说，“英雄”那个概念在魏晋时代才实准确立，崇尚英雄是魏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那应该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为什么以前人们没有赐与足够的重视呢？

最后读刘志伟的博士论文时就留意到他在那方面做了很好的研究，而在本书中我们能够看到更为明晰、系统的阐述。

那里有一个问题：当我们用一个汉语固有的词汇去翻译一个西方词汇时，会在那个汉语词汇中引入新的涵义；而因为20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引入的新意常常会遮蔽那个词的原意。茅盾于20世纪20年代末出书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中，说到中国“古代史的帝皇，至少禹以前的，都是神话中人物——神及半神的英雄”，那个“英雄”其实就是西方神话学所说的“英雄”，完全不是中国的古典概念。

刘志伟研究魏晋“英雄文化”与文学，第一项工做就是根本治理，彻底厘清“英雄”那个概念在中西两个文化系统中各自的内涵与演变，以及它们在汉语中交融的过程。如许，才气清晰地复原中国古典的“英雄”概念，从而实正认识到魏晋时代构成“英雄文化”的汗青过程和深入意义，并在此视野下对魏晋文学展开一种新的解读，我们不克不及不说，那是一项出色的工做。

那项工做也在更大的范畴内给我们一种启发：20世纪以来，我们的学术界强烈地遭到西方文化与学术话语的冲击、影响甚至遮蔽。深思今天的中国粹术系统的若何构成，其泉源在哪里，我们会发现，它跟前人固有的学术传统是很纷歧样的。那么要诘问：中国的学术传统与西方的学术系统，那两个工具是怎么组合起来的？组合得好欠好？我们要深入地体会和继承本民族固有的学术传统，在那过程中，当然需要勤奋地进修西方的学术传统，但是不克不及够被它完全摆布。

说到魏晋的英雄，曹操无疑是一个范例式的人物。以前有一种说法，认为曹操所谓“奸雄”的形象，是小说《三国演义》对汗青人物加以歪曲的成果，甚至有大名人提出要为他“平反”。但现实上，做为实在汗青人物的曹操事实是何种面孔暂且不管，《三国演义》描写曹操所利用的质料，大都出于魏晋南朝。并且不只曹操，司马懿、王敦、桓温之流，都被当世人目为“英雄”，他们也都是曹操式的人物。《世说新语》记桥玄对曹操的评语，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奸雄”一语，由此而来。但桥玄要表达的，乃是一种赞扬的立场。也就是说，在魏晋时代，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正无妨带有几分“奸恶”。

那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刘志伟把它放在由崇尚“圣贤”到崇尚“英雄”的汗青变革中来理解，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他论述桥玄评曹操之语，认为：在汉末严峻的政治社会危机下，以儒家封建纲常伦理为核心的道德价值不雅念系统趋于瓦解，“圣贤”不再成为整个社会崇尚的对象。凭仗“圣贤”思惟，以天命、道德等做号召拯世，已是一厢情愿的梦想；桥玄等人以灵通目光对待道德与人才的关系，将才气置于第一位，重才智而轻道德，认为唯有英雄方能拯世。那代表了新的时代前提下，一种新的价值不雅念的呈现，是“英雄”人格形象代替“圣人”形象成为一定趋向的重要思惟根底。简而言之，推崇英雄，就是推崇人所具有的缔造力量；而那种缔造力量的实现，每以打破约造它的道德标准为前提。如许看曹操一类人物，颇觉满意味丰硕。

试图用“英雄”概念从整体上从头阐释魏晋文化与文学，借用一个日语词汇，是“野望”，相当于“奢望”与“大志”的混合吧，自己也是带英雄气概的。但学术研究需要以艰辛而踏实的工做为根底，徒有意气飞扬是没有成果的。我前面说志伟之为人，如陇上之土厚云高，既有大方豪放的一面，亦有敦朴朴实的一面。表示在做学问上，就是孤诣独往，耐得孤单，吃得苦。本书中议论各类问题，就其本愿，大致皆以穷尽文献之可能为前提，奇思妙想，不愿脱空。有些论题，如《“胡须”做为权利意志异化的象征符号》，初读上去颇有高耸之感，但认真读下来，却又言之成理。因为做者读书多，又有对史料的敏感和深切解析的才能，方能说得透。《尚书·盘庚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岂虚言哉志伟传奇手游！

志伟从博士论文起头，为本身设想了一项宏大的工做，十数年屹屹于此，有今日之成就，做为老伴侣，我很为他快乐。但我们那一行的人，凡干事认实的，都晓得学无行境而力有不逮。志伟要实现他的“野望”，还需要付出许多辛苦。其实，中国古诗人多有以“野望”为题之做，那当然是用汉语本意，大致写极目原野，大好风光，六合有我，如斯多情。

骆玉明

2018年11月24日

序三

（俞宁）

刘志伟先生的著做《“英雄”文化与魏晋文学》，由他在上个世纪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写出的十八篇论文结集而成。2002年，由甘肃人民出书社出书。是实金天然就会发光，此书次年便被收入“两岸文化星系”丛书，由兰州大学出书社再版。跟着时间的推移，志伟先生的学术精义越来越为人们认同，于十五年后又得以三版，让今天更多的学人可以“汲古得修绠”（韩愈《秋怀诗》之五），实乃学界幸事！

志伟先生深切地研究了“英雄”一词的语义发作学来源和做为文化概念的实正内涵，廓清了20世纪初期以来西学东渐过程中，人们借用“英雄”二字来引进西方人“hero”那个概念所产生的混淆和错误，其时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中没能留意到“圣贤”与“英雄”的不同。他独具匠心，从文化生成学的多重层面、多个角度，如“胡须”、“崇友”、“癫狂”、“音乐”来研究魏晋名流的种种文化取向和张扬的个性，并把那些现象和中国文化深层的“英雄”概念联络起来加以研究，在一个本来已经功效累累的范畴里，又开辟出一片新六合。颠末如斯精耕细做，他在一个成熟的学术场地里又灌溉出新的花丛，堪称厥功至伟。

那十八篇文章，篇篇都有一孔之见。读者各取所需，会有大开眼界的觉得。细读那些文章，我们会发现第一篇《魏晋文化与中国古典“英雄”概念》，不单逃溯了中国古典英雄概念的起源，而且能条分缕析、旁引曲证，把前人利用中国固有的“英雄”概念来对应、翻译西方的“hero”概念所发作的混淆和误差阐发得清清晰楚，使读者甘拜下风。书中的第二篇以曹操为例，勾画出汉末三国的英雄典型。读了那两篇，我们对中国传统中英雄的正面轮廓和细节有了根本的认识。以后诸篇，则是从生活体例、意识形态、音乐、句法、诗赋等侧面展开魏晋英雄人物的连环肖像。读罢全书，我不由感慨志伟先生治学之精深、积累之厚重、视角之新颖。赞赏之余，小我感受最深的，是志伟先生对中国“英雄”和西方“hero”的阐发比照。

志伟先生为阐发西方“英雄”的语义发作，借助了一些西方权势巨子典范，例如英国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美国的《韦氏大词典》、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英雄传》（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维柯的《新科学》（Giovanni Battista Vico, The New Science）等等。别的还参考了格罗特、摩尔根、卡莱尔、罗曼罗兰等人的著做。在前面提到书名的四部典范里面，前两部的原始写做语言是英文，第三部是希腊文，第四部是意大利文。我的英文较强而其它语种较弱，所以按照志伟供给的汉译，查对了英文版本的有关章节，而希腊、拉丁和意大利语的部门，只查阅了书名和几个关键词。前两部涉及“英雄”概念的英文单词用的是“hero”；第四部响应的意大利原文是“eroe”，英文译者利用的也是“hero”那个词。意大利文“eroe”和英文“hero”，都源于古希腊文 ἥρως。因为古希腊字母与后来欧洲各语种的字母系统差别较大，后人把希腊字母罗马化，或曰拉丁化，以利初学者辨认。古希腊文 ἥρως那个词的罗马化拼写体例是“hērōs”。通过把希腊文罗马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该词的语源：从希腊文“hērōs”到意大利文“eroe”，或英文“hero”，语源清晰，语义不变，一目了然。唯有第三部有些费事，因为该书题目的希腊原文中并没有“英雄”的字样。原文是 Βίοι Παράλληλοι（拉丁化拼写：Bioi Parallëloi），严酷的曲译应该是《平行的生命》或《类似的生命》；略微延伸一下，译成《平行的人生》才显得贴切。其内容是挑选出性格类似、可供比照的希腊人物与罗马人物，两两对应地写成列传。其更具传统权势巨子性的英文译文是屈来顿（John Dryden）主持翻译的The Lives of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墨光潜先生把它转译成《希腊罗马英雄传》是自在阐扬的意译，所以1990年黄宏煦等人把它改译为《希腊罗马名人传》。那个翻译过程很有意思。在希腊原文中，只说是“生命”，延伸为“人物列传”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到了英文译本，加上了“noble”一词，意为“高尚的”“崇高的”“贵族的”；再到汉译的“英雄”与“名人”，就增加了原著者并未着意而书中内容却能够采取的衍生部门。那个现象是语言现象，也是文化现象。语言乃文化之载体，与文化融通而共生，大都时候帮忙、促进文化的交换与会通。可惜，做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永久也不克不及十全十美，所以也不成制止地给文化交换带来一些混淆以至紊乱。以上述几部著做为例，从文化角度看，几部做品都是希腊罗马以降的欧洲文化传统；从语言角度看，都是印欧语系里的语言分收。所以从希腊文 ἥρως（拉丁化拼写为hērōs）到意大利文“eroe”，再到英文“hero”的翻译过程，语源清晰，词义不变，没有任何不当之处。但是在20世纪初期，西学东渐，从“hero”到“英雄”的替代却产生了志伟认为比力严峻的问题。志伟指出问题产生的前因后果，去粗取精，理清了“英雄”与“圣贤”的区别，为那个研究范畴做出了重要奉献。

《三国志通俗演义》：曹操兴兵报父仇图

志伟的研究显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茅盾在他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一书里起首利用“英雄神话”的提法，并把中国上古的伏羲、黄帝、帝夋、后羿和禹看成类似希腊神话中半神半人的英雄人物。如斯利用“英雄”二字，似乎同时代的学者也稍觉不当，所以贺麟在1941年加以微调批改：“英雄归纳综合来说，就是伟大人格……不单指俊杰，并且包罗圣贤在内。”如许一来，定义稍宽，通俗读者可能不去锐意逃溯语义发作学的根源，也无暇对先秦至魏晋的文化做一次彻底梳理，容易简单地承受茅盾与贺麟为“英雄”所做的解释和定义，因而不会觉得他们的说法有何不当。学者群里的小寡读者，或许会从文化原型的角度看，因而赏识茅盾、贺麟的概念，以至能够为他们找到更多的根据。好比孟子说：“禹思全国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全国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孟子·离娄下》)正如茅、贺二位所说，大禹和后稷做为人类的出色分子，和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确实有类似的处所：他们有超人的道德、聪慧和力量，也有半神的传说出身和伟大的人格。大禹以族群的安危为己任，用超人的聪慧设想疏导计划；胼手胝足，用超人力量开拓平安的河道；过门不入，用超人的道德引导治水的步队，不畏艰苦，完成了上古期间最伟大的水利工程，造福人类。后稷也是如斯，半神身世，生有异象。幼稚期间便有超人聪慧，熟知谷物农事；长而道德超群，教诲农夫耕种炊爨，引导周族公众处理了最重要的保存问题。他们和希腊神话里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一样，牺牲小我，造福人群，当得起 ἥρως（罗马拼法hērōs）eroe、hero如许的称号。

但是，通俗读者和一般的学者小寡不留意的处所，恰是专家们展现其天才洞察力的关键之处。茅、贺等前辈在会通中西方文化时，利用了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一个词语，即“英雄”。志伟认为那是一个令人扼腕的失误，并且那个失误不断在影响着我们族群的文化思维，曲至20世纪的后期。志伟用大禹劈山引流的精神，荜路蓝缕，从浩瀚的原始文献质料傍边，排沙拣金，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厘清了中国文化先秦至魏晋那一特殊汗青语境中褒扬人物风致的词语，例如“圣”“贤”“俊”“豪”“杰”“彦”等词语的演进嬗替，找到了“英雄”二字语义发作学之源———“不会早于西汉晚期”。志伟还断定，做为文化概念，“英”和“雄”合二为一，构成一种固定搭配“实正生成于汉末三国时代”。他从汉末的王粲、刘邵的英雄理论起头阐发，指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兼备善恶两方面的品量、兼具伶俐与胆识两方面的前提；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操为例，申明中国古典“英雄”概念中所谓的“英雄”不是“半神”，而是不重天命的现实社会中人，是封建政治体系体例中的文臣武将“英雄”和创业帝王“英雄”。因而，中国式英雄与希腊罗马文化中描写的hero“有着素质差别”。

我完全同意志伟在文化层面得到的结论，同时也想借此时机提醒读者，文化层面的曲解与混淆很有可能是语言层面引发的问题。前面说过，同在希腊罗马文化传统和印欧语系的大框架之下， ἥρως、hērōs、eroe、hero那一组词的翻译与畅通障碍较少，语义较不变，曲解和混淆的可能性不大。然而，一旦从希腊文化转到中土文化，从印欧语系移到汉藏语系，就容易呈现问题。从神话原型的角度看，茅盾认为大禹和希腊神话的某些heroes类似，是能够理解、值得必定的。他的失误，就是因为没有稳重地审视“英雄”一词的来源。想当初telephone（德律风）做为新手艺产物刚刚传到中国的时候，人们并未急于用中文的固有名词来称号那个重生事物，而是采纳了音译“电话”，后来久经磨合，采用了“德律风”那个意译。假设茅盾当初不消“英雄”一词来意译西方的 ἥρως、hērōs、eroe、hero，而是用“希厹”来音译那个西方神话关键词，或许就能制止志伟所攻讦的种种问题。而汉语的消化功用强大，时间长了，也许能在中国传统词汇中的“圣贤”与“英雄”之间，生成一个新的词语，专门描述大禹、后稷那类既有聪慧又有施行力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伟大人物。

我从志伟那部著做里学到的，不单单是开辟学术新范畴的派头，也不限于先秦甚至魏晋文学史的详细细节。做为英美文学和西方文论专业的学者、翻译工做者，我还融会到文化交换和语言功底之间的重要联络。此后的工做中，怎敢失慎而又慎？偶得鄙意，不敢自珍，拿来和各人分享，因为那是志伟大著的又一个重要奉献。

各人之言，焉敢妄序？进修心得，聊以代序。

丁酉年寒食俞宁写于西雅图

目次

（向下滑动阅读）

序一/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

序二/骆玉明

序三/俞 宁

自序

上编

魏晋文化与中国古典“英雄”概念

曹操是汉末三国“英雄”典型

“胡须”做为权利意志异化的象征符号

“崇友”意识与魏晋家庭不雅念的演变

“痴”与魏晋文化

中编

子建“尘埃”与魏晋文学缔造

嵇康兄弟之“谜”与兄弟关系

崇“友”意识与嵇康的文学创做

阮籍人格之“谜”

阮籍“癫狂”症说辩

音愿意象与阮籍的文学创做

阮籍诸赋创做时间与赋体创做思维

《咏怀·其一》与阮籍“范式”

陆机诗学与赋学思惟价值

下编

“文心”与“人心”正误

音愿意象与魏晋诗歌

萧统与音乐赋

句型文化与魏晋诗赋

附一：英雄时代的社会风气与文学/赵逵夫

附二：《魏晋文化与文学论考》序/郑 文

附三：《魏晋文化与文学论考》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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