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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韵

戴燕（章静绘）

曹植的《洛神赋》距今已有近一千八百年的汗青甄传奇手游，在那部“神做”的漫长传播过程中，其华美的辞藻被一再传诵，至今不衰；其寓意也被不竭附会，仍然是学界争论的话题；它还启发甄传奇手游了从书画到戏曲的各类典范改编创做，是古典文学与艺术融通的规范。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戴燕传授倾十年之力，遍览《洛神赋》的相关研究，她的新做《〈洛神赋〉九章》以入木三分的阐发、详实的考证和清通的文字遭到了学界和读者的好评，借此时机，《上海书评》请她谈谈《洛神赋》的魅力以及研究古代文学的心得。

《〈洛神赋〉九章》，戴燕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8月出书，254页，58.00元

若是按《洛神赋》开头的“黄初三年”（222年）算，本年是其“故事发作”一千八百年，而大大都学者认为《洛神赋》写于黄初四年或更晚。您觉得应该若何判断典范做品的创做时间？

戴燕：若是不是甄传奇手游你提醒，我完全没有想到《洛神赋》所讲相逢洛神的故事，它的发作，迄今已有一千八百年，因为有了公元编年，我们很容易就晓得那是多么漫长的一段时间甄传奇手游！我不断都很慨叹也很猎奇，为什么那个故事能历久弥新，到如今还有它的吸引力，所谓“文学的魅力”事实是怎么来的，文学到底是什么。

说故事发作在魏文帝黄初三年（222），那是《洛神赋》做者曹植在那篇赋的序里面写到的，按常情揣测，既然他说故事发作在黄初三年，那么写做必然是在那后面，能够是黄初四年或以后，最晚至魏明帝太和六年（232）曹植逝世，理论上能够是那十年中间的任何一年。

读文学的人，原来都不太在乎文学写做的时间，因为好的文学、典范做品都是超越时间的，有的还能超越空间，我们如今读屈原的《离骚》、狄更斯的《困难时世》仍然会打动，就是那个事理。事实上大部门读者其实不关心《洛神赋》的故事发作在哪一年、又写于哪一年，确实无须晓得，不外总有少少数研究者对此怀有兴趣。我读《洛神赋》的时间比力长，一边读，一边也看一些相关材料，渐渐才意识到仍是应该领会它的写做时间，应该给它一个大致的时间定位。但我那里说的“写做时间”，其实也是一个含混的概念。今天人有了版权意识，比力留意出书时间，在版权页上都要予以明白记载，然而在曹植阿谁时代，一个做品的完成，我们大要晓得已经有了从动笔、到定稿、到面世的步调，那中间天然有或长或短的时间差，可是事实差几，目前还没有看到过记录，也就没法子做出区分，所以只好采纳一个比力迷糊的说法，笼统称之为“写做时间”。

在研究《洛神赋》的时候，为什么要晓得它的写做时间？简单地说，就是为了复原曹植写做时的汗青语境。那个工做并非从我起头的，以前就有学者讨论，还有争论。我是在阅读过程中逐步体味到，对《洛神赋》如许的做品，时间定位越明晰，对它产生的语境就会复原得越详细，关于曹植到底要借那个故事传达什么，也就可以领会得越多。文学说到底是一种表达、一种对话，做者在写做的时候，往往有他/她意念中的读者，是为他们而写，即便那种心里独白式的写做，也是做家在跟本身对话，因而要晓得做者在说什么，就不只要从做者身上挖掘，还要去看做者试图通过写做去对话的那些读者以及由做者和读者配合构成的对话场域。从做者与读者的关系中，去看做品事实要表达什么，那是我所说文学做品的详细汗青语境，只要详细到那一步，才气大白那部做品为什么是“那一个”、为什么有它奇特的处所。

那当然就是在讲文学和汗青的关系。文、史分炊，将文学从汗青中笼统出来，确实能让人更好地思虑文学的遍及性、构建文学的素质，但有时也会使人忽略掉对每一部做品奇特性的察看，因而，研究者仍是要经常想法子将文学放回到消费它们的汗青傍边，在汗青中去看它们原来有的各类面孔，那是文学史研究应该做的工作。当然话是那么说，做起来可能要“试试看”，要看有没有前提复原以及能复原到什么水平，我想我的命运不算太差，因为不但有《三国志》那么重要的史乘做证据，还有曹植同时写的其他做品当内证，靠它们仍是能成立起一个大致可靠的《洛神赋》的详细写做情况，让我们晓得曹植在那一刻，他想要说的事实是什么。

陈寅恪在《读〈哀江南赋〉》那篇文章里面讲过，只懂得庾信在《哀江南赋》顶用的典故还不敷，还应该对赋中涉及的“今事”亦即庾信写做此赋的“当日之时事”有所领会，领会之后能愈加体味到它的“深切有味，哀打动人”，怎么领会呢，“先须订正此赋做成之年月”。那是他颁发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文章，今天仍然能够拿来做我们阅读典范文学做品的示范。

今天的学者研究《洛神赋》，应该如何对待“感甄”或“思君”如许的窠臼？

戴燕：那用得着老话所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者“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洛神赋》传播了将近一千八百年，有各类各样的解读不奇异，更何况似乎也只要文学典范才气享受那种待遇，就像俗话说的：人们爱其所爱，而始末爱的是他/她本身。

那里面，“感甄说”是创造比力早的，传播也广。我经常开打趣说：从“传奇”那一小说类型在唐代的风行中，就能够看到唐人是多么猎奇，想象力无边又爱传八卦，他们最喜好把《洛神赋》解释成是在讲曹植与甄后爱情的故事，那契合他们的兴趣，而到了理学兴旺的宋代，便有人出来量疑“感甄说”，那以后才有了匹敌式的“思君说”，不外“思君说”太道德气了，毕竟比不上“感甄说”不得人心，在哪个时代都接地气，就是在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以后，不是还有报酬曹植与甄后的爱情辩解，称他们是以实正的恋爱对抗曹丕与甄后的“封建婚姻”吗？我的工做当然是在解构“感甄说”等，但是我也得认可，如许的解读，陪伴着《洛神赋》的传播也传布了一千多年，它必然有它存在的理由。又或者能够进一步说，恰是如许的解读，为《洛神赋》始末做为一个活文学而存在供给了言论的暖房。

我晓得有的学者希望本身的研究可以一劳永逸处理问题，让“汗青末结”，但我不是那一类型，出格是在我读了那么多年《洛神赋》，而且几领会它的传布史、研究史之后，从古到今，从文字到图像到舞台荧屏，以至去年我还看到有水下拍摄的《洛神水赋》，围绕着洛神，是那样一个丰硕而有活力的世界，徘徊此中，反而让我越来越相信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全国大同”。做人是如许，做研究也是如许。

啊本来唐人也爱八卦，那他们是怎么选中甄后做为八卦对象的？若是说汗青上的甄后与曹植并没有明显的交集，她是若何“被爱情”的？

戴燕：要晓得那些说法是怎么一步步附会到《洛神赋》上去的，仍是要回到文学的对话关系。读者的阅读，也是一种对话，是读者与做者的对话。前面我讲做者往往是为他意念中的读者而写，事实上一般读者也都相信本身能成为做者的知音，一旦被做品感动，他们马上就会去感激做者。只不外阅读那件工作，并非简单地将他人的做品复造粘贴到脑子里，就会起反响，就能晓得做者在说什么，因而为之打动，那是要读者带着本身的常识、经历、想象去阅读，才气完成的。对话的意思，在那里说的就是读者也有话要讲，他/她看了做者的表达，本身也被激倡议表达的欲望。而读者的表达，若是形诸文字，便成了读后感或者评论。还有一种读者，他其实不做评论，只是跟在后面效仿，“鹦鹉学舌”，也应该算是对话。《洛神赋》就有十分多的模拟者，并且是用文字、书法、绘画、小说、戏曲、歌舞、影视等差别前言，有的亦步亦趋，有的借题阐扬，一千多年来连绵不停。有那么多后来的读者跟它对话，势必讲什么的都有，所谓“郢书燕说”，就是在那种情形下发作的。

当做者曹植离读者越来越远，他既没有留下“创做谈”，也不成能再跳出来辩白，在后世浩瀚的读者傍边就能够看到，围绕着《洛神赋》，在读者与读者傍边，又结成了一种新的对话关系，并于此中产生了所谓权势巨子的解释和评论，唐代李善注就是如许一个权势巨子性的注。当然，我们晓得李善注的权势巨子性，其实不只是成立他对《洛神赋》的正文，而是成立在他对《文选》所收一百多个做家的几百篇诗文的正文根底上，《洛神赋》刚好是那里面的一篇，因而，李善注关于《洛神赋》的读者才气有如斯之大且如斯耐久的影响。过去中外学者都对李善注所引“感甄说”有过讨论，有的是为了研究《洛神赋》，也有的是为了研究《文选》，各有本身的偏重，结论也有微妙不同，但不管怎么说，我想恰是因为李善注引了“感甄说”，他从他看过的书里面选择了那一条，放进正文，供给给《文选》的读者做参考，成果影响到《文选》那部文集的读者，因为晓得李善注的重量，便将“感甄说”当成了最接近《洛神赋》本相的一个解释。而至于“感甄说”的始做俑者，固然我们不晓得是谁，可是通过梳理，也能晓得那个说法是在汗青中构成的，并不是空穴来风，李善注引它，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感化。

当初曹植写《洛神赋》的时候，他能想到的只是他同时代的读者，他们是谁，他们要听什么，还无法意料后世读者的需求。然后世的读者呢，也只能凭本身的经历、常识，一边阅读一边脑补，想象曹植在赋里讲述的是什么。不外读文学的人，又有哪一个不喜好恋爱故事呢？恋爱与政治，永久是广受欢送的文艺题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就算有学者攻讦那是把《洛神赋》庸俗化了，可是与阿谀帝王的解读比拟，究竟结果那个解读，更让人觉得轻松、温馨，哪怕那不是曹植的本意，并不是事实。当读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关系成立起来，又在此中产生了公认高明的解人，做者本身的设法就不重要了，他那时候已经“被躺平”了。

您说在曹植的记忆中，应该不行有一个宓妃，那么宓妃的神话在曹植之前已经履历了如何的移植和变迁？

戴燕：若是去看有关宓妃的传说，也包罗对宓妃传说的研究，就会晓得宓妃那个形象，从战国到两汉，其实是不怎么同一的，她有时是昆仑女神，有时是洛河神女，有时是河伯老婆，有时是伏羲女儿。我们应该理解做为传说，那是很一般的，正因为传说纷纭杂错，不是事实，它才没有逻辑，经不起琢磨。可是因为宓妃是《洛神赋》的配角，曹植又说他是按照古代传说里的宓妃写下《洛神赋》中宓妃的，因而读那篇赋，就不能不领会曹植笔下的宓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宓妃？领会那一点，才气晓得附着在她身上的意味，懂得曹植写相逢洛神宓妃，有什么寓意。

从如今的阐发来看，宓妃那个形象，在传说中，她是从西方昆仑一点点向东迁徙，先在长安附近，然后到洛阳，酿成了洛河之神，也就是我说的从一个昆仑神话系统中的女神，最初酿成了护佑洛阳的洛神，有那么一个迁移的过程。为什么在传说里面，是走了如许一条迁移道路？那次要是因为西汉的首都在长安，而东汉定都洛阳。那么一说便很容易大白吧？可是我仍然要强调：第一，那是我们做研究，按照仅存的一点材料得出的结论，不代表宓妃做为洛河之神的说法，到了东汉成为支流以后，就不再有此外说法存在，也许如今我们不晓得罢了。第二，当曹植写“前人有言”时，他也并没有指名道姓说那个“前人”是谁，那我想那个“前人”就应该是复数的。我们晓得曹植是读过良多辞赋的，他也是屈原、司马相如、扬雄、蔡邕等人的读者，在他的记忆中，因而肯定有上述做者写下的形形色色的宓妃，而当他写《洛神赋》的时候，他也未必就不是在与过去的那些做者对话，在对话中写下本身的宓妃。那就是为什么他写的宓妃，有一点像《离骚》里的宓妃，有一点像《上林赋》里的宓妃，也有一点像《述行赋》里的宓妃，可是又不停对跟哪一个宓妃相同。而指出那一点，也是为了申明曹植写《洛神赋》，同样是在与过去丰硕文学传统的对话中停止的。

您觉得是什么让《洛神赋》能在一寡“神女文学”中脱颖而出，传播千古？

戴燕：沈达材在1933年出书的《曹植与洛神赋传说》中断言，《洛神赋》决不是曹植写他本身与甄后的爱情，他其时提出来一个证据，就是《洛神赋》不外是汉末建安期间许多做家所写“神女赋”中的一篇，陈琳、王粲等人都写，曹植也写，那是一种写做的游戏和训练，曹植不成能在本身写的赋中出格有所指。沈达材的论证，关于废除“感甄说”很有力量，但可惜的是，除了曹植《洛神赋》，上述其他做家的《神女赋》都没有完好保留下来，在残留的片段中，其实很难看出做者本意，也很难在与《洛神赋》的比力中，判断它们写得好欠好。

我赞成沈达材的定见，可是要做一点弥补。我们晓得，他提到写神女的那一批做家，最晚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几乎都逝世了，人人都来写“神女”的时代完毕了，而《洛神赋》的写做，最少是在那一“神女”写做飞腾之后的五、六年。就在那五六年里，时代发作了庞大改变，从汉酿成魏，从汉献帝的建安酿成魏文帝的黄初，曹植小我也在那一阶段遭受了很多政治上的挫折，有了良多新的人生经历，对朝政、对本身，都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无论是不是要将《洛神赋》放到建安“神女赋”的写做风潮中去理解，都应该看到，它底子上是魏文帝黄初时代的一个做品，曹植在那里面要表达的，是他在建安期间还未曾有的思惟、表情，而他预期的读者对象，也早已不是死在建安二十四年又或此前的那批做家，他已经不是在同他们一路停止写做上的交换、对话和合作。当然，笼统说《洛神赋》是汉魏间一批神女文学中的一篇，其实不错，可是那还不敷以申明为什么曹植写出来的是如许不同凡响。

《洛神赋》呈现了哪些复调特征？您觉得它的文学大旨是什么？

戴燕：当我们确定了《洛神赋》是黄初时代的一个做品，就可以大白它为什么要讲“守礼”。守礼，是到了黄初时代，曹植频频要对他的读者讲的话，读者中有他的哥哥魏文帝曹丕，还有他别的一个兄弟曹彪，次要是跟他有关系的如许一些人。而守礼，原来是一种政治亮相，可曹植究竟结果是一个超卓的做家，他用文学语言把它讲出来，就酿成了很纷歧样的一个文本。

最次要的，他不是曲奔守礼那个主题，而是先讲到洛神宓妃的呈现，如何带来赋中“余”和宓妃两小我的感情交换，他写了一大段宓妃的美貌贤淑，又写了一大段两小我往来的盘曲，然后才讲到守礼。而守礼那一部门，又写得很节造、胁制，远远比不上言情部门的高调、洋洋洒洒，那就形成《洛神赋》看起来仿佛不行有一个声部，似乎寡声鼓噪但又那么协调，因而是一个复调的文学。“复调”是我从巴赫金那里借来的概念，他曾用“复调音乐”来比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称它们是复调小说，我觉得说得很透辟，就借来阐发《洛神赋》的内部构造。如果换成一个中国式的术语，也能够用《庄子》里面讲的“混沌”。用复调的概念，是为了讲清晰曹植拼命地写宓妃若何斑斓、写“余”若何恋慕如许的宓妃，其实都是要表白守礼的重要以及守礼的困难，不外他写得太好了，不论是宓妃的斑斓，仍是“余”和宓妃的交换，他都写得那么丰满，都能自成一部，那就使得《洛神赋》那个不敷千字的做品，容量出格大，条理也出格丰硕。

《洛神赋》的另一出格之处，是它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连系十分慎密。从书法、绘画不断到梅兰芳改编的京剧，那些艺术形式对《洛神赋》的传布产生了如何的影响？

戴燕：《洛神赋》在后来的传布过程中，可能是跨前言最多的一个文学做品。除了有人模拟它写赋，从现有的记载看，大要在它面世不久，就有书家写它，随之有人将它绘成画卷，最有名的当然就是传为顾恺之画的《洛神赋图》，如今也还有传说是王献之写的《洛神赋》帖，后来又有人把它写进小说，有人按照它编成戏曲，那就让它比一般单纯的文学文本影响要大得多。而那对研究者来说，也构成了若何跨界的挑战。

各个版本的《洛神赋图》

跨界最难的处所在哪里？不在于从A挪到B或者把A、B加起来，而在于要让A和B起化学反响，产生新工具。在研究《洛神赋》的过程中，若是说从文学到汗青、书法、绘画、小说、戏曲，在那些范畴，我都曾经浅尝辄行，那仍是因为我研究的是《洛神赋》的缘故，是它引领并强迫着我一点一点地走近汗青以及汗青中的文学，以求得与它对话的资格。但诚恳说在我心里，那些年更大的问题仍然是：什么是文学？文学为什么有魅力？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

责任编纂：丁雄飞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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